古田会议会址是龙岩市最著名的“红色文化遗存”。(IC photo/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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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次审议草案之前,山东的立法专班还征求了省内多位退休“老领导”的意见,“有年迈的老首长在医院病床上给出了珍贵的建议”。


  • 龙岩学院教授张雪英了解到,地方对革命遗址保护的动力与收益相关,会考虑遗址的历史价值、宣传价值,还要掂量自身的财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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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
责任编辑 |钱昊平

乡野间,一间刚修葺过的土房坐落在道路尽头,周围建筑物刚被拆除,砖瓦散落在杂草中。

这处革命年代的龙岩临时县委旧址,两年前被认定为“红色文化遗存”。随后,龙岩市拨款一百多万进行修缮,并将旧址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福建西部的龙岩是革命老区,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属中央苏区组成部分。革命时期,龙岩临时县委多次更换办公场所,但大多数遗址已经消失或遭破坏,位于新罗区曹溪街道董邦村的这处是现存的唯一旧址。

旧址能“幸存”下来并得到保护,与一部地方法规有关。2017年9月,龙岩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这是国内首部由设区市制定的保护红色文化遗存的地方性法规,龙岩全市681处不可移动红色遗存的命运由此改变。

红色文化被视作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十八大之后,各地加大了通过立法保护红色遗存的力度,一些研究机构将此简称为“红色立法”。

公开资料显示,包括龙岩在内,国内至少已有14个地级市通过了保护全域红色文化的地方性法规,另有若干部法规草案已经形成。2019年以来,多个省级人大常委会也开始行动,山西省率先出台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后,山东省的红色文化保护传承条例(草案)也已公开。

相关的研究工作随之启动,江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还和位于革命老区的赣南师范学院合作成立了红色立法研究中心。2020年7月8日至10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龚建华率调研组赴赣州开展红色立法调研,期间为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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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下来的旧址

“差点就留不住了,如果不是因为新法规的实施,我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能阻止这次拆迁。”在龙岩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科科长汪洋的描述中,龙岩临时县委旧址是在城市建设中被“抢”下来的。

旧址位于龙岩市近年来房地产开发的热门地段“东山板块”,2018年初,旧址所在地块被列入征地拆迁范围,村里都已拿到了集体土地征地赔偿款和拆迁补偿款。

经多方呼吁,政府部门终于介入,旧址被视作“红色文化遗存”被保留,依据正是刚通过不久的《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

临时县委旧址被视作龙岩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和领导中心,1928年4月底,中共龙岩临时县委迁于此地,后在此办公一年两个月,其间领导了“民国十八年龙岩县大暴动”,组织农民武装配合红四军开展了“三打龙岩城”等革命活动。

当地村民都知道那间土屋是一处革命遗址,不过此前多年都无人管理维护。龙岩临时县委搬出后,土屋曾被用作董邦村小学,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长期荒废着。

拆迁被叫停后,市财政又投入一百多万元修缮旧址,并重新规划了周边地块的用途。占地面积320平方米的旧址内,摆设已被“还原”成当年的样子。董邦村一村干部介绍,目前没有安排专人看管旧址,机关单位若要去开展组织生活会,可以提前与村里联系,村委会安排村讲解员。

红军当年在龙岩的频繁活动,给市内留下了众多像临时县委旧址一样的红色文化遗存,革命旧址和红军标语散落各地。

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统计,龙岩全市除了681处不可移动红色遗存,还有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11090件、红军标语1239条。

但大多数都未达到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标准,不能被确定为文保单位。龙岩市下辖的上杭县,有59处革命遗址为各级文保单位,但该县在2020年登记的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达173处,数量远多于文保单位。

不能成为文保单位,就意味着缺少相应的保护措施,保护时也无法可依。现实中革命遗址经常出现像龙岩临时县委那样面临被拆迁的境况。龙岩市委政研室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称,近十年来,由于城镇化步伐加快和新农村建设迅猛发展,各类拆旧建新使一批革命旧址遭到一定程度破坏。

通过立法,龙岩不仅在保护红色文化遗存时有法可依,也争取到了更多的保护经费。

“向上争取”是红色文化遗存保护资金的主要来源,龙岩市文旅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龙岩向国家、省财政争取的红色文化遗存保护经费已达2.06亿元。

被认定为“红色文化遗存”,龙岩临时县委旧址在城市建设中被保留了下来。(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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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热”

国内先后有二十多个地级市到龙岩学习、交流“红色立法”的经验。龙岩人大常委会屡屡提及他们的一项创新:对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红色文化遗存的行为作出严格处罚,单位最高罚款10万元,个人最高罚2万元。

“当时提出这条法则是比较超前的。”汪洋说,讨论时有人对此提出疑虑,对外地来的游客是不是也要罚。最终审议时,市人大常委会成员都对该条款持肯定意见,主要考虑到“近年来社会上存在歪曲‘红色经典’、贬损英雄的不良风气,引起公愤”。

一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英雄烈士保护法也作了相似的规定:“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此后各地在“红色立法”时都制定了类似的规定。

在龙岩对红色文化遗存进行“全域”立法保护之前,已有地区尝试通过立法的方式保护具体领域或地区红色文化。

2001年6月,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就制定了《延安革命遗址保护条例》。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浙江嘉兴颁布了《嘉兴市南湖保护条例》,广西百色出台了《百色起义文物保护条例》,四川巴中实施了《红军文物保护条例》。

立法保护“全域”红色文化遗存,集中在革命老区或红色文化集中的地区,包括湖北黄冈、江西吉安、宁夏固原、黑龙江牡丹江等。除了已完成“红色立法”的14个地级市,至少还有3个地级市公布了条例草案,更多的是已将红色文化保护纳入立法规划,正在开展调研和论证工作。

地级市集中进行“红色立法”的一个背景是,2015年3月修订的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市立法权,明确可以就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3个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为地级市“红色立法”创造了条件。

2019年,山西开了省级“红色立法”的先河,但仅是对红色遗址进行全域保护。山东则更进一步,保护对象“既有革命文物,又有革命精神”,《山东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条例》的草案已公开征求意见,草案规定,将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纳入到精神文明创建考核评价体系。

3
如何去伪存真?

山东、山西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对象的不一致,体现了界定难题。由于法律界和学术界尚未对红色文化遗存作统一界定,各地在制定法规时对保护范围的划定都不一致。

龙岩将红色文化遗存定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活动所遗留的、具有纪念、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遗址、遗迹和实物。

之所以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由于龙岩下辖的连城县在新中国成立时还未解放。汪洋解释,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概念,就可以把从新中国成立到龙岩完全解放的这段时间纳入。

和龙岩同属福建的南平市也通过立法保护红色文化,时间跨度更大,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相关革命活动的遗址也纳入了保护范围。

确定范围后,各地就要对红色文化遗存实行名录管理。龙岩的上杭县在制定名录时,先将文物点和文物保护单位中的红色文化遗存纳入名录,再由各乡镇根据地方志的记载补充报送。

文旅局收到上报的名单后,再会同县委党史和地方研究室等部门一同前往实地察看,将史料记载清楚、历史脉络清晰地补充到红色文化遗存名录中。

为了认定红色文化遗存,龙岩市成立了由20人组成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既有党史办领导,也有研究苏区历史的专家学者。龙岩市文旅局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曾宪华称,考察认定严格结合各类史料,要是在房屋中新发现了红军标语,还要看标语是否留有部队番号,有番号的才能被认定。

“发现过部分伪造的案例。”曾宪华说,不过数量极少。

面对真实的红色遗存,专家认定时也会有所筛选。据曾宪华回忆,曾有人在永定县一处破旧房屋里发现数条红军标语,业主希望政府部门提供资金给予保护,但那几条标语“比较普通”,和其他标语上的内容重合度高,就没有认定成红色文化遗存。

作为龙岩红色文化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龙岩学院教授张雪英认为,从红色文化研究和传承的角度讲,红色文化遗存应“能保尽保”,但现实中很难做到。

张雪英了解到的情况是,地方对革命遗址保护的动力与收益相关,会考虑遗址的历史价值、宣传价值,还要掂量自身的财力情况。如果一处遗址被定为保护单位后,可能会影响到周边城市建设,那在确定时就会犹豫。

4
“政治站位”与现实意义

“政治涵义”是各地进行“红色立法”时着重强调的。龙岩的法规正式施行时,当地媒体就报道称“充分体现了龙岩作为革命老区和原中央苏区的政治站位”。

有了法规后,支持配合红色文化保护的工作,就成了“讲政治”的体现。2020年4月,龙岩上杭县法院成立了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合议庭,集中审理涉及红色文化遗存的各类案件,民庭、刑庭、行政庭多名法官参与其中。

该院宣传干部罗小丽称,合议庭“是在从上至下关注、重视红色文化保护的背景下设立的,体现了法院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过,由于这方面的矛盾纠纷很少,合议庭成立至今,并未受理过相关案件。

出于对红色文化遗存的重视,山东在起草红色文化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时,由省人大常委会牵头。

“省人大常委会非常慎重。”山东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田丙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前制定大部分地方法规时,都是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起草草案的。

首次审议草案之前,立法专班不仅给山东省委主要领导打了多次报告,还征求了省内多位退休“老领导”的意见,“有年迈的老首长在医院病床上给出了珍贵的建议。”田丙昆说,立法专班还征求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意见,“这在山东其他条例立法时也很少见”。

保护红色文化遗存,对地方而言,既能体现党委政府的“政治站位”,也能给地方的红色旅游助力。

张雪英明显感觉到,一些地方保护红色文化遗存的主动性提高了不少,很多村都会委托她挖掘村里的红色文化,整理红色故事,希望借此发展红色旅游。

2019年,龙岩全市红色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387.58万人次,同比增长20.2%,占全市接待国内旅游人数的25.3%。

“这些‘宝贵财富’既是大众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渠道,也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龙岩市文旅局在推进红色文化遗存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就强调了要凸显红色文化遗存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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